返回主站|会员中心|保存桌面|手机浏览

宋江山——金戈铁马下的海市蜃楼

本书分为《金瓯缺》、《偏安恨》上下两编,共四章,以历史人物和核心线索,分别讲...

同类作品
  • 暂无相关作品
首页 > 章节列表 > 第11章 回首望云中——宋与辽(11)
章节列表
第11章 回首望云中——宋与辽(11)
发布时间:2019-08-14        浏览次数:0        返回列表
澶渊之盟以后,辽、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,宋朝在雄州、霸州(今河北霸县)、安肃军(今徐水)、广信军(今徐水东),辽在新城、朔州(今山西朔县),分别置榷场,进行双边贸易,边境地区的经济、文化交流得到加强。宋辽双方每逢有皇帝即位、生辰、丧事等,都互派使者来往。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北宋末年,时间长达百年之久。辽宋不曾兵戎相见,边境安定,当时的人这样评论:“(辽)与朝廷(宋)和好年深,蕃汉人户休养生息,人人安居,不乐战斗。”
  宋仁宗庆历二年(1042年)春,宋朝与西夏正处于交战时期,辽国辽兴宗想趁机落井下石,派使者宜徽使萧特末和翰林学士刘六符带着国书到宋朝,明目张胆地索取瓦桥关(今河北雄县西南)以南十县之地(即后周世宗柴荣北伐契丹时夺回的领土)。同年四月,契丹精锐骑兵云集在幽、蓟(今京、津及河北部分地区)一带,声言如果宋不割地,就要兴师南下。当时赵宋“守内虚外”的积习已深,加上宋军与西夏交战屡战屡败,宋仁宗早已经厌倦,一心想找机会和解,如今契丹乘机索要关南之地,宋仁宗更是应接不暇。朝议时,宰相吕夷简认为辽国名为要地,不过是想多要岁币而已,提议主动增加岁币,来换取契丹关南之地的条件。于是生性软弱的宋仁宗不顾耻辱,屈服于契丹讹诈,派使者富弼出使辽国。最终,以每岁增加银十万两、绢十万匹,宋辽双方“通好如故”(《宋史纪事本末·卷二十一》)。辽国此后不再提归还关南十县之地的要求,但澶渊之盟中所定岁币一律称“纳”,宋朝有些大臣计较“纳”字是否妥当,但宋仁宗采纳了晏殊的建议,允许称“纳”,同时声明所增加的岁币是关南十县之地的赋税收入。一个“纳”字,彻底意味着宋朝丧失了与辽国的政治平等地位。此事还不仅仅是多纳了二十万缯金那么简单,“当时不深计之,其后费而不可止”。不少史家认为当时契丹不过是虚声恫吓,并不是真有南侵之意,宋仁宗、吕夷简“许与过厚,遂为无穷之害”。
  但在中国历史上,澶渊之盟却始终是个有争议的命题。辽国在不占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,反而从中大大获益,《辽史》的编纂者认为“澶渊之役”是萧燕燕军事生涯中最光彩辉煌的一页。对于宋朝而言,澶渊之盟是带有屈辱性的城下之盟,既从法律上承认了幽云十六州属于辽国,又开“岁币”之滥觞。宋真宗赵恒也因而成为“岁币”的始作俑者,开宋朝以“岁币”求和的先例,直接导致此后两宋之积弱,使宋朝繁荣的局面江河日下。
  这一年,被公认是宋朝“积弱”的开始。
  与宋朝周旋多年、令宋朝廷无比头疼的党项人李继迁也死在了这一年,但党项的威胁并没有就此解除。李继迁长子李德明继立,孙子李元昊更是在后来建立了西夏国,成为宋朝西北的心腹大患。
  即使是在宋真宗一朝,澶渊之盟也被认为是奇耻大辱,寇准也因此而受到牵累,后来又因此而搞出“天书”的历史闹剧。
  澶州之盟签订之初,赵恒认为南北停战是件大好事,是宰相寇准的功劳,因此加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,待其甚厚。寇准功盖群僚,有目共睹。后来王安石也在《澶州》一诗中赞扬过寇准:“欢盟从此至今日,丞相莱公功第一。”然而,早先与寇准结仇的王钦若一直想法设法地排挤寇准,一天退朝后,王钦若故意留下,在赵恒面前攻击寇准说:“寇准逼着陛下亲征,将陛下当做‘孤注一掷’,订立‘城下之盟’。这不是胜利,是君王的耻辱,怎么还能说寇准对社稷有功呢?”又说:“时议有谓,城下之盟,《春秋》耻之,澶渊之举,是城下之盟也。”(《宋史·卷二百八十一·寇准传》)这话相当震撼,宋真宗当时没有表态,但此后对寇准的疑忌加重。寇准逐渐失宠。
  不久,宰相毕士安病逝,寇准失去有力的同盟。寇准少年富贵,性喜奢侈,又好饮美酒,赵恒借机以“过求虚荣,无大臣礼”等罪名,罢免了寇准的相位,出知陕州(今河南陕县),改任王旦(寇准同科进士)作宰相。此时,寇准当上宰相不过一年多时间。
  寇准改知天雄军后,刚好遇到辽国使者路过。辽国使者故意问道:“相公德高望重,为什么不在中书省做官,却来到天雄军呢?”寇准被说中痛处,却回答得相当巧妙:“如今朝中无事,不需要我居中任职。皇上认为天雄军是北门锁匙,非我寇准执掌不可。”这话回击得无懈可击,由此也可见寇准相当自负。
  赵恒听信王钦若的话以后,深以澶州之盟为耻辱,常常闷闷不乐。王钦若趁机讨好赵恒说:“惟封禅,可以镇服四海,夸示外国。”但是自古封禅,一般要有“天瑞”,王钦若和宋真宗想出了伪造“天书”的计谋。
  由于担心宰相王旦反对,王钦若暗中向王旦传达圣意。赵恒又假装赐一坛好酒给王旦,王旦回家打开酒坛一看,发现坛内全是上好的珍珠。王旦自然明白这是皇帝亲自贿赂,从此不敢对“天书”这等荒唐之说有异议。
  一天,赵恒对群臣说,夜见神人降“天书”于承天门。于是,以宰相王旦为首,王钦若、陈尧叟、丁谓等大臣皆称贺。赵恒率领群臣们到承天门,果然发现“天书”。王旦下跪献进,赵恒再拜接受,交陈尧叟启封,又命他宣读。于是,群臣入贺。有大臣名叫孙奭,对这君臣一唱一和的虚伪场面很看不惯,当面问宋真宗道:“以愚臣所闻,天何言哉!岂有书耶?”赵恒默然不答。
  不久,又在泰山得“天书”,赵恒亲自到泰山封禅。之后,赵恒在王钦若、陈尧叟、丁谓等大臣的迎合下,屡次搞“天书”、封禅等自欺欺人的活动,又大肆祭祀孔子、老子,并尊崇道教,大造道观,耗资巨大,以至岁出日增。
  朝中大臣只有孙奭、张咏、李迪等敢于提出批评。张咏(寇准同科进士)病重,临死前奋力上书,历数丁谓的罪行,并说:“乞斩丁谓头置国门谢天下,然后斩我张咏头置丁氏之门以谢丁谓。”意思是要皇帝杀丁谓谢天下,他张咏愿意以死谢丁谓,相当于是以死相谏了。然而,宋真宗只是赞叹张咏的忠直,并无悔改之意,依旧宠信丁谓。
  宰相王旦因为对赵恒的所为不闻不问,从不提出反对意见,所以安坐宰相的位子。但他死前却留有遗命,让后人为他削发披缁入葬,表示悔恨他当初不谏“天书”的过失。
  赵恒大搞“上天书”,劳民伤财,“百姓不服”,他开始有些不安,因此有人提出,只要平素不相信这些活动的寇准出面,便能使百姓折服。于是,赵恒命宦官周怀政暗示寇准“上天书”,想用寇准的名声来收服人心。寇准开始不愿意参与这种荒诞不经的活动。寇准的女婿王曙当时在内阁当郎官,与宦官周怀政交好。王曙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授意下,极力撺掇怂恿寇准,说只要寇准愿意上天书,便可以重回宰相位置。寇准一时陷入两难的境地。
  寇准有个门人,颇有远虑,提出一个解决困境的办法:“寇公走到半路假称有病,坚持要外补为官,此为上策;如果入见皇帝,也可揭发天书之事皆是伪造的祥瑞,可以保全寇公平生正直的名声,此为中策;最下策则是再入中书省为宰相,如此则平生威望尽损。”十分可惜的是,寇准少年富贵,长期担任中枢要职,功名之心极重,难以自拔,最终还是没有听从门人的建议,违心地加入了“上天书”的行列。此事成为寇准一生中的重大污点,为时议所非。
  上天书后,寇准果然被龙颜大悦的赵恒重新起用为宰相。然而,这位寇老醯儿在错误的时机,通过错误的手段重新得到了宰相的职位,威信已经大为下降,并自此卷入是是非非的旋涡中,再也无力脱身。
  宋真宗赵恒晚年,皇后刘娥开始干政,引起一些大臣的警惕和不满,这其中以宰相寇准和翰林学士李迪为首。寇准因为上天书重新得回宰相位置后,开始着力培养自己的亲信朋党,比如推荐丁谓为参知政事(副宰相)。如果说寇准之前的上天书只是个人品德问题的话,误用丁谓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,这一错误严重干扰了当时的朝政。
  宋朝有著名传奇“狸猫换太子”,流传极广,说的便是宋真宗皇后刘娥用狸猫换取了宫女李氏所生的龙种(即后来的宋仁宗),并将龙种说成是自己的儿子。刘娥原是个贫寒的花鼓女,靠打鼗鼓谋生,偶然的机会与当时还是襄王的赵恒结识,二人一见钟情,从此形影不离。宋太宗听说儿子喜欢上一个轻浮的花鼓女后,勃然大怒,勒令赵恒立即将刘娥逐出襄王府。赵恒实在舍不得刘娥,于是表面将刘娥送回四川老家,但暗中却将其送到亲信幕僚张耆(原名张旻)的家里。刘娥离开襄王府后,赵恒奉宋太宗命娶名将潘美(即戏曲中的潘仁美)第八女为妻。但赵恒一有机会,就悄悄去张耆家与刘娥私会。一直到宋太宗晏驾,赵恒即位为宋真宗,刘娥才得以重见天日。她进宫后立即被封为美人,不久便进为德妃。赵恒与刘娥长期相爱,最终还是冲破重重阻力结合。景德三年(1006年),郭皇后去世后,刘娥三十七岁,年纪在后宫嫔妃中最大,在后宫地位也最高,离皇后宝座只有一步之遥。然而,刘娥的卑微出身,成为她当上皇后的最大障碍。她为了掩饰自己的出身,曾经四处找刘姓高官拉关系,套近乎,想攀门高亲,认个高贵的祖先,从而为她当上皇后搬开绊脚石。龙图阁直学士刘烨自十二代祖先北齐中书侍郎刘环俊以下,代代为官,家世显赫,被刘娥看中。刘娥主动找刘烨攀亲,以明显暗示的口气说:“听说你是名门望族,我想看你的家谱,说不定咱们是同宗呢。”然而,刘烨却清高得很,不肯攀附权贵,连连摇头说:“不敢,不敢。”碰了个钉子后,刘娥还不死心,一直追要家谱。刘烨无法应付,急中生智,假装中风晕倒在地,被人抬出宫去,这才摆脱了刘娥的纠缠。之后,刘烨坚决请求外放为官,刘娥才只好作罢。朝中群臣一直赞成立沈才人为新皇后,宋真宗对此也不表态,显然是因为偏爱刘娥的缘故。为了压过沈才人,刘娥最终想出一个移花接木、李代桃僵的计策,命令心腹侍女李氏去服侍宋真宗。果然如其所愿,宋真宗对李氏产生了兴趣,临幸了她。不久后,李氏怀孕,产下一子,宋真宗喜出望外,给孩子取名为赵受益,后来改名赵祯。但孩子却被刘娥占为己有,宋真宗也默许她抱养李氏之子。赵祯不明真相,一直以为刘娥是自己的亲生母亲,其真正生母李氏则在宋真宗死后被赶去守宋真宗的永定陵。赵祯即位为宋仁宗后的第十年,李氏病重,直到临死前,才得进封宸妃。这段故事后来被演绎成匪夷所思的“狸猫换太子”,其实不过是子虚乌有,但却由此反映出后宫以子争宠的复杂局面。拥有子嗣,对刘娥能册立为皇后,以及宋真宗死后能够垂帘听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大中祥符五年(1012年)十二月二十四日,刘娥被册立为皇后,此后一生与宋朝的政治紧密相连。尤其是宋仁宗即位后,她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,对北宋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  丁谓,字谓之,宋太宗朝进士。此人工于算计,机敏狡猾。他为了迎合宋真宗,大搞上天书活动,曾随宋真宗赵恒巡视。大礼结束后,赵恒下诏赐给随行大臣玉带。当时随行大臣共有八人,但行宫库房中只有七条玉带。不过,尚衣局存有皇帝备用的一条玉带,称为“比玉”,价值八百万钱。赵恒见玉带数目不足,便想用比玉补足数量。丁谓很想得到这条比玉,但其官位在其他七人之下,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。丁谓便故意对办事的官员说:“不必动用尚衣局的玉带,我自己有小腰带,暂且拴上它来行辞谢礼,等回到京城另外赏赐也不迟。”办事官吏觉得丁谓很大度,便具实奏报,赵恒觉得有理,便按丁谓的方法去做。结果,随行大臣都接受了赏赐的玉带,而丁谓自己的腰带仅仅像指头一样宽。赵恒看在眼中,觉得十分过意不去,立即告诉办事官吏:“丁谓的玉带与同列官员差别太大,你们迅速取一条来与他更换。”办事官吏报奏说只有尚衣局的那条比玉,于是赵恒决定把比玉赏赐给丁谓。事见沈括《梦溪笔谈》,丁谓的机敏诈变由此可见一斑。
  开始,丁谓依附权臣王钦若等人,时人称其为“五鬼”。王钦若便是在澶渊之盟后谗言寇准罢相的人。奇怪的是,尽管丁谓依附王钦若,但寇准却十分欣赏他的才气。赵恒即位之初,寇准就大力举荐丁谓。当时的宰相李沆(寇准同科进士)十分鄙视丁谓的人品,说:“纵观丁谓的为人,难道可以使其位于他人之上?”寇准为人尖刻,当即回敬道:“像丁谓这样的才气,难道能够长久使其位在他人之下?”李沆说:“日后你总会想起我这句话的。”但寇准始终不以为然。
  丁谓当上副宰相后,开始小心谨慎,对寇准十分谦恭。有一次中书省宴会,寇准在豪饮后,菜汤沾到了胡须上。丁谓看到后,马上起身为寇准擦拭胡须。寇准不但不领情,反而十分恼火,当场讥讽丁谓说:“你现为参政,国之重臣,怎么能为长官擦拭胡须呢?”丁谓一时难以下台,不由得恼羞成怒,结下深怨,发誓要报复寇准。
  此事也可见寇准的性格,自视甚高,性情刚硬,言语尖刻,经常弄得人难以下台。这些没有必要的口舌之快导致他一生树敌甚多。比如当年签订澶渊之盟的曹利用后来担任枢密使,执掌军机。寇准看不起曹利用,认为其既无品行,又无才气。两人每每有意见分歧时,寇准总是大声训斥曹利用说:“你是一介武夫,怎么能识大体?”由此导致曹利用恨寇准入骨,倒向丁谓一边。二人联合起来与寇准分庭抗礼,导致党争不已。
  而随着赵恒身体状况的恶化,刘娥权力越来越大,成为宋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,其一举一动,对当时的政局,尤其是对寇准与丁谓两派之间的党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。刘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,也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,主要是以翰林学士钱惟演和副宰相丁谓为首:因刘娥义兄刘美(实际上是前夫)娶了钱惟演之妹,而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。
  而之前,刘娥宗族横行不法,强夺蜀地百姓盐井,被人告发。宋真宗念及刘娥,想就此不问。但寇准铁面无私,坚持要求依法惩治,由此得罪了刘娥。只不过刘娥隐忍未发。
  天禧四年(1020年)六月,赵恒得了风瘫病,政事多由皇后刘娥主持,钱惟演、丁谓一派立即权势熏天。寇准和李迪对此深以为忧。
  赵恒自以为一病不起,想将皇位传给太子赵祯。宦官周怀政将宋真宗的心思秘密告诉了寇准。有一天,寇准请屏除外人,对宋真宗说:“皇太子是万民所仰,愿陛下考虑到后继之事,传位给太子,并挑选端方正直的大臣来辅佐。丁谓、钱惟演是奸邪之徒,千万不能让他们辅佐少主。”赵恒点头答应。寇准立即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表章,由太子参政监理国事,并打算用杨亿辅政,替代丁谓。
  这是相当重大的应变行动。杨亿深知事关机密,非同小可,连夜亲自撰写书稿。然而,纰漏却出在了寇准本人身上。寇准“性豪侈,喜剧饮”,结果喝醉了酒后泄露了机密,被丁谓知道。丁谓质问李迪说:“官家(指宋真宗)马上就要恢复健康,看你们怎样处理此事?”李迪回答说:“由太子参政监国,是古来就有的制度,为什么不可以呢?”
  丁谓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刘娥。刘娥立即在赵恒面前诬陷寇准要挟太子,预备夺取朝廷大权。史书记载此时赵恒已经不记得先前与寇准的谈话,于是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,这是寇准第二次罢相,也仅仅只做了一年宰相。显然,这是在为赵恒打掩护,不过是要掩饰赵恒畏惧妻子的事实。实际上,到了赵恒晚期,刘娥已经牢牢掌握了朝政大权,宋真宗有心无力,如同当年的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情形。
  寇准罢相后,李迪和丁谓担任宰相。而寇准被降为太子太傅不说,赵恒还挑选了最小的地方“莱”,封寇准为莱国公。这是赵恒恼怒寇准口风不严,导致事败。这个微妙的细节多少可以说明赵恒不满刘后坐大,只是他天生性格懦弱,已经无力改变。一个强硬的皇后,与一个软弱的皇帝结合,结果只能是皇后干政。如果皇后还比皇帝长寿的话,垂帘听政更是不可避免。
  寇准一派失利,导致形势急转直下。宦官周怀政一向依附寇准,更是感到深重的危机。当时朝廷崇尚道教,周怀政趁机托神造符,掠取国库钱财,言国家休咎,评品朝廷大臣,相当招人怨恨。朝中不少大臣都告发周怀政。寇准因为周怀政一直顺从自己,他也需要在皇宫中安个亲信,因此一直没有追究。
  寇准被罢相后,周怀政日夜惶恐不安,决定铤而走险,派其弟周怀素召客省使(接待外使的官员)杨崇勋、内殿承制杨怀吉等,准备发动政变,一举杀死丁谓,用寇准为宰相,奉赵恒为太上皇,罢刘皇后预政,传位给太子赵祯。结果,这件事被杨崇勋告诉了丁谓。丁谓知道事情紧急,立即换上便衣,乘坐妇人用的车辆,连夜找曹利用商量对策。
  第二天,丁谓将此事上奏赵恒和皇后刘娥。赵恒下诏审讯周怀政,周怀政满口招认。赵恒暴怒之下,竟然还想严惩太子赵祯。皇帝发了大火,群臣谁也不敢说话。只有宰相李迪从容地上奏:“陛下有几个儿子?竟然想如此处理。”赵恒这才醒悟过来,便不再追究太子。
  幸亏李迪从中斡旋,此案才没有株连太多,仅仅只杀了周怀政一人了事。但丁谓却趁机对寇准大加迫害,将其一贬再贬,先是降为太常卿、知相州,后徙安州,再贬道州司马,最后被放逐到边远的雷州(今广东海康)去当司户参军,等于被发配到那里去充军。寇准离开京城那天,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,都不敢去送行,只有王曙以“朋友之义”为寇准饯行。从此,寇准远离了他所热衷的名利场,最后死在南方。
  寇准遭贬,据说是丁谓和刘娥勾结起来,背着宋真宗干的。据《宋史·寇准传》记载,宋真宗一直都不知道寇准已经被贬出朝,他还曾经很奇怪地问左右说:“为什么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寇准了?发生了什么事情?”众人这才知道寇准被贬的谕旨并非宋真宗的意思。然而,刘娥势倾朝野,也没有人敢告知皇帝真相。甚至宋真宗在病逝前,还对近臣说群臣中只有寇准与李迪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。
  寇准被贬斥后,丁谓担心李迪与寇准交好,会帮助寇准复相,于是勾结刘娥,罢免李迪的宰相位。尤其阴险的是,丁谓打算将寇准和李迪置于死地,挖空心思地想出一条毒计,他让去向寇准和李迪传达圣旨的宦官在马前悬挂一内插宝剑的锦囊,使人误以为是降旨赐死的样子。李迪为人耿直,立即上当,一看见宦官就误以为是皇帝降旨赐死,主动要求自裁。幸亏被儿子抱住,才没有枉送性命。宦官如法炮制来找寇准,众人见到宦官杀气腾腾的样子,都十分惶恐。唯独寇准镇定自若,说:“朝廷如果是赐下臣死,下臣要亲自看看圣旨。”丁谓的阴谋才没有得逞。
  寇准去职后,民间对他十分怀念,流唱歌谣说:“欲时之好呼寇老,欲世之宁当去丁。”丁就是指丁谓。不知是有意,还是巧合,丁谓后来因事被贬,放逐之地是崖州(今海南),恰好要经过寇准被贬的雷州。听说丁谓要来后,寇准的家仆打算为寇准报仇。寇准就将这些家仆锁在房间里,放任他们赌博,另外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去送给丁谓。一直等到丁谓走了,寇准才将家仆们放出。
  雷州气候恶劣,生活艰难,加上忧愤不已,寇准身体很快垮下来。天圣元年(1023年),寇准突患重病,他急忙命人取来当年宋太宗赐他的通天犀玉带,沐浴后具朝服束带,北面再拜,呼左右趣设卧具,就榻而卒,时年六十二岁。此时,宋仁宗赵祯刚刚即位不久,改寇准为衡州(今湖南衡阳)司马。然而,圣旨到时,寇准已经死去。
  寇准本人很有文采,诗词写得清丽宛转,旖旎多情,如《江南春》云:
  波渺渺,柳依依。
  孤村芳草远,斜日杏花飞。
  江南春尽离肠断,苹满汀洲人未归。
  一泓春水,烟波渺渺;岸边杨柳,随风飘荡。萋萋芳草连绵不尽,一直蔓伸到遥远的天涯。夕阳下,孤零零的村落寂寥无人,只见凋谢的杏花飘落满地。这样饱含伤春情愫的小词竟然是出自一代名臣寇准之手,实在令人惊诧。南宋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中评论此词说:“观此语意,疑若优柔无断者;至其端委庙堂,决澶渊之策,其气锐然,奋仁者之勇,全与此诗意不相类。盖人之难知也如此!”其实,寇准的一生几经沧桑,也许正是以诗意来寄托自己流年风雨、壮志难酬的感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