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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江山——金戈铁马下的海市蜃楼

本书分为《金瓯缺》、《偏安恨》上下两编,共四章,以历史人物和核心线索,分别讲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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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9章 西北望,射天狼——宋与夏(7)
发布时间:2019-08-14        浏览次数:0        返回列表
秋日傍晚的边塞更加显得萧瑟荒凉,归雁成群结队地飞回南方,雁尚无留意,人留更出于不得已。光秃秃的山峰重重叠叠,上空飘浮着一缕缕的青烟,悲壮的号角和着杂乱的边声在四野回荡,像是有意撩拨人的情怀。落日的余晖中,群山中一座孤零零的城池早已紧闭城门。孤城中守边将士的生活怎样呢?为国为家的白发将军,面对浊酒而陷入沉思,心中渴望早日回到遥远的家乡,可是敌人还没有打败,又哪能说得上归去?寒霜满地,将士们无法睡着,只在寒夜中徘徊。哀怨的笛声响起,促使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时的眼泪。
  唐朝的边塞诗大多表现建功异域、追奔逐北的豪迈,而范仲淹这首词表现的则是边塞的荒寒、将士的劳苦,其间流露出悲壮、感伤、矛盾的复杂情感,在历史上曾引起过巨大争议。欧阳修认为其为“穷塞外之词”(魏泰《东轩笔录》),批评范仲淹身为边关主帅,不抒发将士的慷慨豪迈之情,却着意写塞外凄凉穷愁的景象与思归之心。明人瞿佑也批评说:“以总帅出此语,宜乎士气不振而无成功。”(《归田诗话》)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诗评家认为此词写得“情感浑厚,气概阔大”,“有排荡之势”,“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”。
  无论如何,范仲淹这首名作放在那个重内轻外的北宋朝代,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。宋仁宗以后,宋朝积弱日深,表面的歌舞升平,已经掩饰不住日益深重的危机,尤其严重的边患,已经对宋朝构成了致命的威胁。范仲淹担任边关主帅后,比朝中大臣更能意识到这一点,这大概正是他这首词作苍凉沉郁基调的根本原因。而后来由范仲淹发起的“庆历新政”,也是力图要缓解危机,这一点到后面再叙述。
  宋朝廷大幅度调整西北边防后,宋夏双方暂时进入了对峙期。但和平非常短暂,宋朝廷总想一雪前耻,想主动出击,派遣大军深入西夏本土,直捣黄龙,彻底征服西夏。
  庆历元年(1041年)新年刚过,宋仁宗迫不及待地召环庆路副部署任福前往泾原路商议攻夏事宜。刚好在这个时候,西夏元昊在折姜会(今宁夏同心东)召集军队,准备进攻宋朝渭州(今甘肃平凉)。陕西路经略安抚使韩琦闻讯后,立即赶到镇戎军(宁夏固原),准备调集镇戎军的所有军队,与西夏决一死战。
  韩琦对西夏持强硬立场,素来主战,而范仲淹则不然,总说:“吾唯知练兵选将,积谷丰财而已。”(宋·罗大经·《鹤林玉露》,“鹤林玉露”取杜甫《赠虞十五司马》诗“爽气金无豁,精淡玉露繁”之意)主张持久防御。韩琦安排好任福一军后,又派尹师鲁前去会见范仲淹,约他一同出兵。虽然范仲淹此次任边帅为韩琦所荐,不料他坚决不主张贸然进兵,说:“我师新败,士卒气沮,但当谨守,以观其变,岂可轻兵深入!”尹师鲁竟然讥讽地说:“公于此乃不及韩公。韩公尝云,大凡用兵,当先置胜负于度外。公何区区过慎如此?”范仲淹严肃地回答道:“大军一动,万命所悬,乃可置于度外乎?”尹师鲁无话可说,只好无功而返。
  韩琦听到尹师鲁回复后,知道不能指望范仲淹,便又临时召募一万八千余名士兵,交由任福率领。任福委派泾原路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官,钤辖朱观、泾州都监武英殿后,王□、耿傅等高级将领亦随军出征。
  临行之际,主帅韩琦面授机宜,要求任福等人从怀远城(今宁夏固原西)直抵德胜寨,向羊牧隆城(今宁夏固原西南)进军,出其不意,从背后袭击西夏军队,倘若不能成功,则在半路上埋伏,偷袭敌人等等。
  二月,任福按照韩琦的行军路线进军,果然旗开得胜,打死西夏军队几百人,首战告捷。而西夏军队伪装失败,狼狈而逃。先锋官桑怿信以为真,率领宋军乘胜追击,任福也率领主力军随即赶到,屯军好水川(甘肃平凉市北)。宋军由于深入敌后,将士缺粮已达三天,但任福等人仍不知是计,骄傲轻敌,全力追击西夏军队,宋军到达龙竿城(今宁夏隆德)时,西夏军队倾巢出动,从六盘山中冲了出来(今宁夏六盘山)。任福等人如梦初醒,方知中了西夏的埋伏。宋军尚未排列成阵形,西夏骑兵便发起冲击。
  同时,西夏另一支伏军从六盘山背后向宋军发动进攻,宋军腹背受敌,完全为西夏军队所包围。任福亲自率领宋军奋力杀敌,虽然他身受十余处箭伤,但仍然顽强地指挥着宋军进行殊死抵抗,有一名随身小将劝任福逃命,但他慷慨激昂地说:“我身为大将,作战失利,当以身报国。”任福最后被西夏军队砍断喉咙而死,宋军几乎全军覆没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好水川之战。
  得知任福兵败身亡后,韩琦不得不还军。到半途遇到数千名战死宋军之父兄妻子,手持故衣纸钱,一边招魂,一边大哭说:“汝昔从招讨出征,今招讨归,而汝死矣,汝之魂识,亦能从招讨以归乎!”哀恸之声震天地。韩琦见此惨状,不由得掩面而泣,驻马不能进。范仲淹闻讯后忍不住叹道:“当是时,难置胜负于度外也。”韩琦也至此才对范仲淹彻底信服。南宋学者罗大经认为,“国朝人物,当以范文正(范仲淹)为第一,富(弼)、韩(琦)皆不及”。
  好水川之战后,韩琦身为主帅,责任难逃,被免去边帅职务。而西夏军队十分猖獗,元昊还派人作诗投到宋境,诗中说:“夏竦何曾耸?韩琦未足奇。满川龙虎辈,犹自说兵机。”讽刺宋军无人,屡屡失利。宋夏战争由此进入白热化状态。
 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辽国在宋夏战争中的态度。宋朝廷在讨论对西夏的攻守之策时,曾专门论及辽国可能的态度。主帅范雍认为宋朝一直对辽国有恩,不如派遣使者到辽国,令辽国出师相助,如果打败元昊,则赠送十万金帛给辽。宋朝廷采纳了范雍的建议,派遣使者到辽国,告知将要出师伐夏。西夏元昊听说后,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然而,辽国的态度却出乎宋夏双方的意料,态度中立,不倾向于任何一方。显然,辽国策略十分高明,抱定“坐山观虎斗”的态度,要从宋夏交战中渔利。
  好水川之战后,西夏大胜,派遣使者将被俘虏的宋将士送到辽国献俘,辽国态度立即明朗,倒向西夏一边,还以西夏保护者的身份出面与宋交涉,委派宜徽使萧特末、翰林学士刘六符带着国书出使宋朝,索取晋阳及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(即后周世宗征讨契丹时夺回的领土)。
  辽国使者到达宋辽边境后,宋朝廷忧惧来者不善,惊慌失措,竟然没有人敢去迎接辽国使者。宰相吕夷简推荐知制诰富弼出使辽国,拒绝了辽国的无理要求,并提出宋方的两项条件:要么宋辽通婚,要么增加岁币议和。辽国坚持要求宋方割让关南十县之地,但富弼态度强硬,并明确表示倘若辽国坚持这一无理要求,宋朝只好兵戎相见、诉诸武力了。辽国便退而要求宋辽通婚。富弼晓以利害,对刘六符等人说按照宋朝嫁公主的惯例,只资送十万贯钱作嫁妆。辽国权衡利弊,便要求宋朝增加岁币,并将澶渊之盟中所定岁币一律称“纳”字。宋朝有些大臣认为“纳”字不妥当,太失大朝面子,但宋仁宗一味求和,采纳了晏殊的建议,允许称“纳”字,每年增加二十万两匹的岁币给辽国,同时声明所增加的岁币是关南十县之地的赋税收入,辽国从宋夏交兵中得到了实惠,知道宋朝软弱,不会对自己构成军事威胁,而西夏实力大增,已经让辽国感到了威胁。于是,辽国将防御的重点转向西夏,一方面限制边境吐蕃、党项向西夏卖马,一方面遣使令西夏与宋讲和,开始扮演调停人的角色。元昊不愿意得罪辽国,只得遵从。就在宋军频频失利的时候,元昊派使者到延州见范仲淹,提出要与宋朝议和,令宋人大跌眼镜。
  但西夏使者所携带的的议和书中,元昊依然称帝,之前宋将郭劝、李渭曾因将元昊称帝的奏书上报而被免职,范仲淹也不敢将这封语气狂妄的议和书上呈朝廷。反复权衡之下,范仲淹最终自己执笔,给元昊写了一封回信。在信中,范仲淹回顾了宋夏双方的交往过程,并详细分析了宋夏交兵的利弊,规劝元昊识时务,尽早归顺宋朝。范仲淹的这封信后来引起了轩然大波,并再此引发了宋朝廷内部的朋党之争。
  元昊接到范仲淹的信后,命令大臣野利旺荣给范仲淹写了一封回信,长达二十六页,信中言词颇为傲慢无礼。范仲淹勃然大怒,当着西夏使者的面焚毁了这封回信,但暗中却录了此信的副本,将信中一些侮辱性的、不堪入目的语言删去,上报朝廷。
  之前范仲淹擅自写信给元昊,已经引起朝中种种非议,不少主战派大臣纷纷上书弹劾范仲淹,指责范仲淹僭越职权,强烈要求严惩范仲淹。范仲淹焚毁元昊的回信后,立即受到朝臣们更加猛烈的抨击,被指责成目无君臣,大有欺上瞒下之嫌。宋仁宗特意召集执政大臣,讨论范仲淹擅权一事。当时执政的宰相是一向与范仲淹不和的吕夷简,参知政事(副宰相)宋庠之前曾触怒吕夷简,他为了讨好吕夷简,提议从重治罪,诛杀范仲淹。此议一出,满座皆惊,就连一向信任宋庠的宋仁宗都特别惊诧,因为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立有祖训:非谋反死罪,不得诛杀士大夫。
  宋庠(996~1066),字公序,原名郊,入仕后改名庠。安州安陆(今湖北安陆)人。为历史上著名的三元状元,即参加乡试、会试、殿试都是第一。步入仕途后,一帆风顺,曾向宋仁宗建议科举应文武分试,被采纳。他知审刑院时,曾经审理密州王澥私自酿酒及杀人灭口案。王澥为当地恶霸,势力很大,就连当时的宰相陈尧佐都出面为他说情。宋庠力排众议,坚决判了王澥死刑,声名由此大振。其弟弟宋祁也是当时知名的文士,居官显位。
  经过一阵难堪的面面相觑和沉默后,枢密副使杜衍首先站了出来,竭力为范仲淹辩白,认为切不可因写信一事斩杀边关重臣。其他大臣尚未发言,一直默不做声的宰相吕夷简突然站了出来,表示坚决支持杜衍的意见。本来不少人怀疑宋庠建议诛杀范仲淹其实是吕夷简的主意,他这一表态,更是令众人大跌眼镜。
  此次朝议,议题的中心人物范仲淹没能成为主角,宋庠反而成了一时风头无二的焦点人物。之后,宋朝朝野之间舆论大哗,众人纷纷指责宋庠毫无为国分忧之感,宋庠因此被贬出朝。另外三名重臣枢密副使郑戬(宋庠同年进士)、三司使叶清臣、权知开封府吴遵路也被指为宋庠朋党而贬职。
  事情闹大了,反而变得对范仲淹有利,宋仁宗也没有过分追究范仲淹,只将他从延州迁至庆州(今甘肃庆阳)任知州。
  范仲淹在担任庆州知州后,大力笼络这一带地区的羌族酋长。这些羌族酋长曾经受元昊诱惑,在西夏军队进攻宋朝时充当向导。范仲淹一上任,便以宋仁宗的名义犒赏羌族各部落首长。每当接见羌族酋长时,范仲淹总是摒退守卫,与酋长促膝谈心,这种绝对的信任令羌人大为感动。从此,羌人部落开始为宋朝戍边效力,范仲淹也被羌人称为“龙图老子”(范仲淹还有龙图直学士的官职)。
  韩琦、范仲淹先后被贬,之前的三名边关主帅便只剩下了夏竦,宋朝又任命陈执中为新任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,但陈执中一上任就与夏竦产生了矛盾,二人谁都不服谁,赌气之下,竟然各自上表朝廷,自请辞职。大敌当前,主帅却自己大搞内耗,宋仁宗由此大怒,同时罢免了夏竦、陈执中二人,又重新起用了韩琦和范仲淹。
  陈执中(990~1059),字昭誉,洪州南昌(今属江西)人。名相陈恕之子。他为人正直,勤于政务,颇受宋仁宗信任。陈执中只有一子陈世儒,为小妾张氏所生。陈执中死后,张氏入寺院为尼姑。陈世儒长大成人后,娶妻李氏,为名相吕夷简曾外孙女(李氏生母吕氏为吕夷简孙女)。陈世儒与妻子商议,要将陈母张氏从寺院接回家奉养。但这二人并非真心孝顺,迎接张氏回家仅仅是碍于舆论压力。不久,陈世儒出任舒州(今安徽潜山)太湖县(今安徽太湖)知县。他不愿意在外地做官,一心想回到繁华的开封。李氏心肠恶毒,想公婆早死,曾对家中奴婢说:“博士一日持丧,当厚饷汝辈。”(《宋史·苏颂传》)陈世儒受到启发,与妻子计划让家中奴婢杀死张氏,然后便可名正言顺地因母丧而返回京城。奴婢受主人指使后,先用毒药谋杀张氏,但张氏命大,并未被毒死。于是陈世儒及其妻李氏半夜用钉子合力将张氏钉死。这样,陈世儒最终因母丧而顺利地返回京师开封,但后来参与谋杀张氏的奴婢告发了陈世儒。因为陈世儒是陈执中独子,宋神宗感念陈执中是老臣,想放陈世儒一马,说:“止一子,留以存祭祀何如?”担任御史中丞的蔡确却坚持要依法处刑,陈世儒与妻子李氏及奴婢高氏、张氏等十九人均被判处死刑。这就是《包青天》中《铁钉案》的故事原型。
  范仲淹重新担任边关主帅后,开始全面实施他的攻守计划,即采取招降与进攻相结合的战术,攻占一地就巩固一地,逐渐深入西夏本土。庆州西北有一个叫马铺寨(今甘肃华池东北)的地方,位于后桥川的冲要之处,如果占领这一要害,便可为深入西夏本土打下基础。庆历二年(1042年)五月,范仲淹决定夺取马铺寨,他先秘密派儿子范纯祐与蕃将赵明攻取了马铺寨,然后自己亲率大军出发。当时宋军上下都不知道队伍要开拔到什么地方去,要去干什么,直到到达柔远寨(今甘肃华池)后,范仲淹才下令宋军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筑城工具,迅速修筑城堡,只用了十几天时间,便完成了工程,赢得了宝贵的时间,朝廷赐名为大顺城(今甘肃华池东北)。
  西夏军队发现宋军修筑大顺城后,大为恐慌,派遣三万骑兵前来争夺。范仲淹早有防备,率军坚守,打退了西夏军队的进攻。西夏军队为了诱惑宋军出城,假装逃跑,范仲淹担心中西夏的埋伏,下令军队不要追击。大顺城修成后,与豹(今甘肃华池北)、金汤(今陕西志丹西南)等城堡形成遥相呼应之势,环庆路的防守大大得到加强。从此以后,西夏军队很少进犯环庆路。
  宋朝的精兵良将一一在边境地区亮相,尤其宋军两大主帅范仲淹与韩琦相当团结,名重一时。西北边境当时有歌谣传唱道:“军中有一韩,西贼闻之心胆寒;军中有一范,西贼闻之惊破胆。”元昊深感无机可乘,这是个野心勃勃的党项人,念念不忘窥觑宋朝的富饶,自然大为苦恼。之前提过的汉人谋士张元认为宋军精锐都集中在边塞,因而关中地区军事力量相当薄弱,可先派一支军队牵制宋边境地区的军队,再派一支劲旅,直捣关中地区,攻占长安(今陕西西安)。元昊认为此计绝妙,便派出十万大军,兵分两路向宋朝展开大规模的攻击。一路从刘瑶堡(今宁夏隆德县境)出击,宋将王沿急忙派遣葛怀敏等将领率军增援刘瑶堡,双方在定川寨(今宁夏固原西北)发生了一场激战,宋军大败,宋军近万人几乎全军覆没。西夏另一路军队从彭阳城(今宁夏固原东南)出发,计划攻取渭州(今甘肃平凉),向宋朝关中地区发动进攻,但遭到了宋朝原州(今甘肃镇原)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,西夏士兵死伤一千余人。元昊直捣关中的美梦就此破灭。
  由于范仲淹和韩琦在西北边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,二人均被提拔为枢密副使,范仲淹更是在不久后升为参知政事(副宰相),开始针对朝政的弊病进行革新,积极推行他的“庆历新政”,力图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。虽然范仲淹得到了朝中重臣韩琦、富弼等人的鼎力支持,但“庆历新政”重在整顿吏治,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荫官,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,触犯了官僚阶层的利益,因而遭到了保守派官僚的强烈反对。
  与此同时,下野的吕夷简、夏竦及其党羽兴风作浪,竭力想死灰复燃,东山再起。“庆历新政”的一个重要人物石介给富弼写信,要求他们实行伊尹、周公等先贤的仁政。而石介曾直斥夏竦为奸人,夏竦为此怀恨在心,企图报复,他授意婢女模仿石介的笔迹给富弼撰写了废掉宋仁宗的诏书,想借机陷害,将范仲淹、富弼等人赶下台。宋仁宗当然不相信这是真事,但也没有追查。皇帝模棱两可的态度令富弼、范仲淹恐惧不已。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陷害,二人都请求离开朝廷到西北边境地区任职。庆历五年(1045年)正月,宋仁宗见到与西夏议和已经取得进展,遂认为不再需要范仲淹“锐意天下事”,将其罢为河东、陕西二路宣抚使。范仲淹被迫离开中枢后,“庆历新政”也就此结束。
  范仲淹虽然重新担任边帅,但此时宋夏议和将成,一力主战的范仲淹再次被贬,改知邓州(今河南邓县)。从此,他陆续知杭州、青州等地,所到之处,多施仁政,但再也没有回到中枢以及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西北边境。虽然人去楼空,但范仲淹依旧在陕西边境地区享有崇高的威望,不少羌人部落为他画像,建立祀庙,进行供奉。
  值得一提的是,庆历四年春(1044年),腾宗谅(字子京,范仲淹同年进士,曾同守边郡)谪守岳州(古属巴陵郡,今湖南岳阳)。越明年,腾宗谅重修岳阳楼,请范仲淹作记。范仲淹由此作传世名篇《岳阳楼记》,其中有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,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?其必曰: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。
  这里要特别谈一谈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中国古代士人的通常处世原则是: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。”这句话出自《孟子·尽心上》,原话是“古之人,得志,泽加于民;不得志,修身见于世。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善天下。”范仲淹能以民为念、关怀民瘼,慨然提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格调显然更胜一筹。这其中的根源,既有范仲淹个人的品性,也因为宋朝轻武重文,为中国帝制历史上最优待士人的朝代,才使得士人有强烈的使命感,养育出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之气。
  范仲淹知杭州时,感觉到年老体衰,有了退休的打算。门人弟子劝他赶紧为自己修建一处豪宅,以安度晚年。没想到范仲淹说:“我每晚睡觉前,都要合计自己一天的俸禄和这一天做过的事。如果二者相当,就能够熟睡;如果不是,心里会非常不安,闭上眼睛也无法入睡,总想着第二天要做事补回来,以对得起朝廷的俸禄。如今我精力日衰,所以想退休,可能做之事一天比一天少,已经很对不起百姓、对不起俸禄了,还叫我营造安乐窝,我又岂能安乐?”这正是他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人格的真实写照。
  皇祐四年(1052年)五月,范仲淹在赴任颍州的途中患病,半途病死于徐州,时年六十四岁。后谥文正,封楚国公、魏国公。葬于河南洛阳东南的万安山(范母谢氏安葬之处。谢氏因早年改嫁,无法回葬苏州范氏祖坟,范仲淹又希望自己死后与母亲葬在一起,不愿意谢氏与养父朱氏葬在一处,因而谢氏单独葬在万安山)。范仲淹一生为国,身无积蓄,他死后家人境遇窘迫,不得不借官屋暂时栖身。
  范仲淹死讯传开后,羌人部落几百名酋长齐聚寺院,举哀悼念,“号之如父”,斋戒三天,方才离开。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,百姓纷纷为他画像建祠。
  5.战神狄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