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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江山——金戈铁马下的海市蜃楼

本书分为《金瓯缺》、《偏安恨》上下两编,共四章,以历史人物和核心线索,分别讲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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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1章 龙虎散,风云灭——宋与元(5)
发布时间:2019-08-12        浏览次数:0        返回列表
但蒙古并未就此罢休。绍定四年(1231年)五月,蒙古右路军统帅拖雷派使者速不罕自凤翔入四川,到兴元(今陕西汉中)直接与宋四川制置使桂如渊谈判,欲假道兴元以趋河南邓州。宋军统制官张宣以诈降为诱饵,将速不罕杀死在青野原。拖雷以此为借口,以武力威胁,向宋四川制置司发出最后通牒。桂如渊畏惧蒙军,以不得破坏宋蒙和议为由,下令诸将不得擅自出兵,并命令兴元府做好犒劳蒙军的准备。拖雷则趁机率蒙军强行闯入大散关,攻破凤州(陕西凤县东北)、屠洋州(今陕西洋县),进围兴元(今陕西汉中),然后分兵一支西攻沔州(今陕西略阳),拆屋为筏,沿嘉陵江而下,抄掠至西水县(今四川南部县西)而还。之后攻破饶凤关(今陕西石泉),自金州(今陕西安康)东向,渡汉水东去,抵达河南邓州(今河南邓县),最终以武力完成了假道汉中的计划。蒙军随后直趋河南,攻陷金黄河以北的军事重镇河中府(今山西永济),金国已经是岌岌可危。

  就在蒙军假道汉中的这一年,南宋京师临安某一夜发生大火。殿前司副都指挥使冯棚不指挥部下救火,而是率卫兵专门赶去相府保护史弥远,结果导致大火蔓延,太庙、三省、六部、御史台、秘书省、玉牒所等重要场所和朝政核心部门所在地俱被大火吞没。南宋著名诗人洪咨夔写了一首诗讥讽此事道:“殿前将军猛如虎,救得汾阳令公府,九庙神灵飞上天,可怜九庙成焦土。”

  洪咨夔,字舜俞,号平斋,於潜人(今浙江临安)。南宋嘉定二年(1209年)进士。嘉定中,崔与之主管淮东安抚司事,筹划边防。当时正值金人南侵,扬州形势十分危急,洪咨夔献策:“远斥堠、精间探、简士马,张外郡声援而大开城门,晏然如平时。”崔与之依计而行。金人得知扬州防备严密,不攻而遁。洪咨夔正直敢言,因触犯权臣史弥远,被劾落职,居家七年,潜心读书。后来得到宋理宗赏识,称他“鲠亮忠悫,有助新政”,召其复职,但因为为人鲠直,仍然为权臣所抑,以至“十年不调”。洪咨夔博学善文,尤专经学、诗词,他的七言绝句《直玉堂作》入选《千家诗》。《千家诗》为旧时流行的启蒙读物,精选唐宋各名家诗篇,但所谓“千家”,实际上不过数十家,诗仅百数十首,因此能够入选其中,着实不易,为名篇中之精选。洪咨夔的《直玉堂作》诗曰:“禁门深锁寂无哗,浓墨淋漓两相麻,唱彻五更天未晓,一墀月浸紫薇花。”描写的是诗人时为翰林学士、知制诰,出入禁宫,奉敕为皇帝起草文稿,浓墨淋漓,润泽于黄麻之纸,待制命写成,已是鸡鸣五更,但天色未明,唯见一墀月色,清清冷冷,移动紫薇花影。

  金哀宗完颜守绪即位后,立即改变对夏、宋的政策,与西夏恢复了友好关系,停止了对南宋的战争,集中力量抗击蒙古。他主动出兵,收复了被蒙古占领的平阳、太原等山西重镇,一度改善了西北战局。但此时金国大势已去,已经是强弩之末,金哀宗始终无力回天,号令只局限在黄河以南、淮河以北的小小一隅,之前横扫北宋江山的金军已经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话。绍定六年(1233年),也就是南宋权臣史弥远死的这年,蒙古大举进攻开封,金哀宗弃军逃跑到归德(今河南商丘南)一带。皇帝都逃跑了,开封城内人心浮动,金将崔立发生政变,向蒙古投降。当时,金国著名文人元好问也在开封,由此做了蒙古人的俘虏。

  之前,蒙古军有“凡攻城不降,矢石一发即屠之”的制度,意思是蒙古大军兵临城下时,只要城池守军有一丝一毫的抵抗,城破后蒙古军必然屠城。蒙古大臣耶律楚材力劝蒙古大汗窝阔台(蒙古第二代大汗,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第三子)废除破城后屠城的旧制,说:“得地而无民,地有何用?若人民被屠,工匠、赋税从何而来?”窝阔台点头称是,下令除了金朝皇族外,其余一概勿杀。从蒙古军进入开封开始,蒙古野蛮的“屠城”制度才被废除。当时,因为逃避战乱在开封的人达一百四十万户,均因为耶律楚材的积极建议而得以保全。

  耶律楚材对蒙古贡献很大。最初蒙古国没有税制,蒙古军队获取财物的主要途径是抢掠,凡战争中俘掠所得,均按等级分配,没有参战留守营帐的也有一份,称为俵分。对投降或已征服的地区,多分封给诸王、贵族,分赐给大臣和归降的将领,只规定他们履行贡献、从征、赡军等义务,并无额定的赋税。诸王、贵族和大臣则随意向辖区人民“要索”钱物,每至一地还要强逼当地送礼物,称“人事”,或称“撒花”。人事所得均归入私人腰包。由于没有固定的税收,在成吉思汗的时代,美其名曰富甲天下,但仓廪府库经常没有粟帛积蓄。进入中原汉地以后,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蒙古人还是老方法,只会肆意抢掠、索要,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对汉地人民实行稳定的剥削。好笑的是,还有些贵族妄想把草原的一套办法搬到中原来,大规模地圈占农田,作为牧马的草地。窝阔台即汗位当年,大臣别迭就提出:“汉人没有什么用处,不如把他们都杀掉,让田野草木茂盛,改为牧场。”耶律楚材当即反驳说:“陛下即将南伐,南征正需要军费物资。如果均定中原赋税,商税、盐、酒、铁冶、山泽之利,岁可得银五十万两、帛八万匹、粟四十余万石,足以供给军用,怎么能说汉人无用?”窝阔台对耶律楚材的话将信将疑,但由于利益巨大,最终采纳了耶律楚材的建议。于是,耶律楚材开始制定税制:蒙古人按马牛羊计算交纳赋税,民户有马牛羊一百头,抽取一头,称为抽分法;河北汉人以户计出赋调,由耶律楚材主持;西域人以丁计算赋税,由牙老瓦赤主持。宋绍定四年(1231年)秋,诸路课税使将征收的银币和仓廪物料的文簿呈交给窝阔台,数字完全如耶律楚材之前所说。窝阔台大喜过望,对耶律楚材未曾离开自己而征收到如此多钱谷的才能非常佩服,当日任命他为必阉赤(即书史,管文书者),主管汉地民事,称中书令。从此,农业生产受到保护,赋税制度亦得建立。

  金哀宗则在蒙古的军事压力下,继续向南逃亡,到达蔡州(今河南汝南)一带。蒙古最初曾倍受金人压迫,与金国有不共戴天之仇,因急于灭金,便派使者王楫到南宋的襄阳(今湖北襄樊),要求南宋出兵夹攻金国。而南宋皇帝宋理宗虽然已经当了十年皇帝,但在这之前,朝政全部被权相史弥远控制。他刚刚亲政伊始,便遇到了对蒙是战是和的重大决策。当时南宋朝臣多无远见,也想借蒙古之力灭掉金国,竟然同意了蒙古要求南宋出兵援助的要求。宋蒙两国就此签订了军事同盟,核心内容大概包括:蒙古同意,灭金以后淮河以南的土地归南宋所有;南宋则为蒙古军供应粮秣;南宋与蒙古仍以淮河为界。

  盟约签订后,南宋名将孟珙、江海即刻率军二万,自襄阳北上,攻占了金的唐、邓二州。

  绍定六年(1233年)九月,蒙古军筑起长垒,对金哀宗所在的蔡州实行重重围困,这也是金军的最后据点。金军多次企图突围,但没有成功。蒙古军主帅塔察儿为了速战速决,要求南宋大将孟珙派兵合围。孟珙运粮三十万石,赴蔡州供应蒙古军。金军在金将完颜仲德的指挥下坚守城池,多次击退宋、蒙联军进攻。

  转眼已经是深秋季节。宋蒙联军在蔡州城外大肆砍伐树木,用来制造攻城的云梯等武器,砍伐呼喝声传数里,蔡州城内人心浮动,惊惧异常。金哀宗感到穷途末路,绝望至极。金臣完颜阿虎带献计,建议重新结好南宋,向南宋乞粮求和,即使不能延缓腹背受敌,也可以离间宋蒙之间的关系。于是,金哀宗给南宋朝廷写信,在信中明确提到宋与金其实是唇亡齿寒,希望宋能与金联合。南宋朝廷见金灭国在即,拒绝了金的乞和求粮。

  端平元年(1234年)正月,蔡州断粮,金兵已经是山穷水尽,金哀宗便正式禅位于完颜承麟。完颜承麟是完颜宗室的后代,相貌出众,身材魁伟,有将略,善骑射,在战乱颠沛流离的金国末世显露头角,深为金哀宗赏识。此时,宋军挖开潭水入汝水,再以薪填潭中,攻破蔡州西城。金哀宗禅让礼毕时,宋军已经占领了南城。金哀宗举火自焚,一百多名金军将士投汝水而死。新即位的末代皇帝完颜承麟在位不到半天,便在乱军中被杀,成为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。金国当年残酷奴役蒙古,甚至无缘无故地大肆屠杀蒙古族族人,以达到“减丁”的目的,因此蒙古尤其痛恨金国,完颜皇家宗室被蒙古军全部杀死,一个不留。金国就此灭亡,共立国一百二十年。

  宋将孟珙将部分烧焦的金哀宗骨骼带回临安,宋理宗命以此来祭皇家祖庙,表示百年前的“靖康耻”终于得雪。实际上,他没有想到,金国灭亡,南宋也进入到灭亡的阶段。

  金国参知政事(副宰相)张天纲也被俘虏到临安。临安知府薛琼意存嘲讽,故意问张天纲道:“你有什么脸面到此?”张天纲回答说:“国家兴亡,何代无有?我金国之亡,比你们二帝(指宋徽宗、宋钦宗)怎么样?”薛琼恼羞成怒,却无话可说。次日,薛琼将张天纲的话上奏宋理宗,本意是促使宋理宗将张天纲处死。不料宋理宗却极感好奇,特意召见张天纲,问道:“张天纲真不畏死吗?”张天纲回答说:“死有什么可怕的,大丈夫只是担心死得不合乎节义。”于是力求一死。宋理宗却很欣赏他的骨气,没有杀他,只将他关押起来。张天纲后来经历不见记载,大概最终死于狱中。

  宋蒙联合灭金后,蒙古不践前约,没有归还河南地区,南宋仅取得了河南陈(今河南淮阳)、蔡东南地。负责淮东防线的宋将赵范、赵葵主张趁蒙古大军退归河北后、中原局势未定之机“西守潼关、北依黄河”,收复三京(东京开封、西京洛阳、南京商丘)。

  从战略上来看,赵范兄弟“据关守河”的建议并没有错。蒙古野心勃勃,金国灭亡后,蒙古已经成为南宋从所未有的强敌,宋蒙一战只是早晚之事。而之前金国与蒙古长期对峙,“据(潼)关守(黄)河”是其根本。若是南宋能够收回河南之地,确实能够取得更多与日益强大的蒙古周旋的资本。不过,当这一策略拿到朝堂上来讨论的时候,却因为党争而完全变了味道。

  当时,南宋群臣以参知政事(副宰相)乔行简、京湖制置使史嵩之(史弥远之侄)、枢密院副都承吴渊和淮西总领吴潜为首,群起反对“据关守河”的提议,只有新上任的宰相郑清之竭力赞成。于是,对蒙古的和战定策成为宋理宗亲政后朝中不同党派角逐的焦点。

  郑清之,初名燮,字德源、文叔,号晚安,鄞县(今浙江宁波)人,嘉定十年(1210年)进士。曾参与丞相史弥远废太子赵竑事件,有拥立宋理宗之功,并长期担任宋理宗的老师,君臣关系亲密。郑清之与赵范、赵葵兄弟也有师生之谊,他新拜相后,急欲有所作为,当然极力赞同赵范、赵葵兄弟的建议。但朝中群臣认为中原地区久经战乱,已经是残破不堪的局面,无力负担宋军北征的粮草;而且南宋军队缺少骑兵,机动灵活性不够,无法守御漫长的黄河防线;且宋军出战,势必惹怒蒙古,造成蒙古向南宋开战的借口。尤其是乔行简忙着与郑清之争权,更是强烈反对北伐,极力强调国困民穷、军力衰弱、河南残破的现状。不过宋理宗刚刚亲政不久,也跟他的老师郑清之一样,希图有所作为,改变昔日平庸天子的形象,于是亲自决策,要倾尽南宋兵力,收复丧失一百多年的河南失地,尤其是要夺回位于河南巩县的北宋皇帝祖陵之地。

  南宋联蒙灭金四个月后,宋理宗下诏支持赵范、赵葵兄弟“踞关守河”的建议。虽然此次北伐取得了帝国皇帝宋理宗和宰相郑清之的支持,而实际执掌国防大权的乔行简、史嵩之等人都反对出征,在财政、后勤等方面并未给予前方将帅以全面配合。战争一触即发,而南宋朝臣们却照旧沉溺在党派之争中,宋军战败的命运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。

  端平元年(1234年)六月初二,庐州(今安徽合肥)知府全子才率一万淮西兵为先锋,奉命从庐州出发,北渡淮河。七月初二,全子才大军抵达开封城东。开封城内的官员大都为原金国大臣,投降蒙古后重新接受了蒙古的任命。这些人大多并非真心归降,不过为情势所迫,见到宋军兵临城下,立即决定倒戈相向。官员李伯渊等人伺机暗杀了蒙古所立的开封留守崔立等人,打开城门,迎接宋军入城。

  战局开端都很顺利,然而,问题很快出现了,而且是祸起萧墙——主和派的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拒绝为前方军队征运粮饷。宋理宗多次催促史嵩之发粮,甚至以兵部尚书的位置相诱,可史嵩之就是置之不理。宋理宗无奈之下,只得下令从两淮转运粮食。可是千里迢迢,远水难以解近渴,全子才部一路收复的城池早被蒙古人掳掠一空,都是空城,根本无法从当地百姓那里募集到宋军所需的粮饷,很快就陷入了粮草不济的局面,无法继续向洛阳、潼关进军,不得不就地停留在开封。

  半个月后,淮东制置使赵葵率兵五万自滁州(今安徽滁县)取泅州(今江苏盱眙北),抵达开封与全子才会合。一见面,赵葵就质问全子才为何迟疑不进,全子才回答说:“粮饷未集,无法进兵。”赵葵这才知道形势危急。

  而另一路大军赵范部原来部署于黄州、光州一带,按计划应该进兵陈、蔡,但他却突然莫名其妙地一改初衷,临时反对出师,没有从东线出兵牵制蒙古军。四川制帅赵彦呐也听从史嵩之的建议,公然拒绝宰相郑清之出师策应入洛之师的命令,导致西线蒙古军毫无顾忌。在这样的状况下,赵葵、全子才既无粮草,又无后援,实际上已经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。而蒙古军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,大举南下,并挖开黄河南部的寸金堤(今河南开封县以北),水淹河南,以阻止宋军西进及来自两淮的粮饷供运。

  赵葵焦急之下,为求速战速决,不顾军粮匮乏,督促部队西进。他派宋将范用吉、樊辛、张迪为一路,以徐敏子为监军,领兵一万三千人,带上仅够吃五天的口粮,从西面快速向洛阳推进。洛阳民众打开城门,迎接宋军进城。宋军进城后才发现整个洛阳城只剩下人口三百余户,几乎是一座空城。

  第二天,负责接应徐敏子军的宋将杨谊率军一万五千人到达洛阳,在东南龙门遭到了蒙古骁将刘亨安的伏击。这是宋军北伐以来首次与蒙古军队正面交锋,也是第一次领略到蒙古铁骑的厉害。南宋大臣彭大雅、徐霆曾先后出使蒙古,曾在《黑鞑事略》一书中记载了蒙古骑兵的行军阵势和作战方法:“其阵利野战,不见利不进。动静之间知敌强弱,百骑环绕,可裹万众;千骑分张,可盈百里。摧坚陷阵,全借前锋……故其驰突也,或远或近,或多或少,或聚或散,或出或没,来如天坠,去如电逝。”(《黑鞑事略》)而宋军只有步兵,根本无法抵抗纵横驰骋的蒙古骑兵,杨谊军大败,几乎全军覆没,就连已经进入洛阳的徐敏子等军也闻之而丧胆。

  数天后,蒙古大军前锋到达洛阳城下。而洛阳城中的宋军断粮已经有好几天了,宋监军徐敏子见势不妙,主动放弃洛阳,东渡洛水还师。半路上,宋军再次遭遇蒙古军,宋军的步兵与蒙古骑兵一交战,便立即一败涂地。樊辛、张迪等主将均力战而死,徐敏子也身中流矢,受了重伤,最后仅带三百余人靠步行从小路突围。驻守开封的赵葵、全子才见大势已去,担心孤掌难鸣,主动从开封撤退。

  此次出师,南宋先是收复开封府、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、河南府(今河南洛阳),即历史上所谓的“端平入洛”,但这些城池实际上都已经被蒙古军搜刮一空。尤其是当蒙古军反攻的时候,宋军因为缺粮已久立即溃败,前后共丧失十余万人,南宋朝廷轰轰烈烈收复“三京”的计划不到三个月即以失败告终。

  可笑的是,宋军败退后不久,蒙古军也是因为缺粮退回河北,由此可见史嵩之拒绝为宋军运粮是多么严重的战略失误。北伐失败后,郑清之与赵范、赵葵将战败责任推向主和派将领史嵩之等人。宋理宗下诏追究责任时则各打了五十大板:“赵葵与全子才各削一秩,余将亦贬秩有差。郑清之力辞执政,优诏慰留。史嵩之亦上疏求去,嵩之不肯转饷,罪尤甚于清之,准令免职。”

  之后宋理宗也派遣了使者向蒙古谢罪,以求缓和。同年冬天,蒙古派使者王□出使南宋,表面是责问南宋违约攻蒙一事,其实是借机要挟南宋如同之前臣服金国那样,称臣纳岁。尽管宋理宗接见了王□,但双方并未达成协议,蒙古正好抓住南宋“肇始祸端”的把柄,大举兴师问罪。从此,南宋与蒙古之间开始了正面冲突。

  4.钓鱼城

  四川合州(今四川合川)有座钓鱼山,山脉雄奇壮丽,山形突兀,峰危壑险,海拔将近四百米。山南、北、西三面环水,是嘉陵江、渠江、涪江三江的汇流口,地势十分险要。宋人李开曾描绘说:“环山出云,架天为梁,渺三江之合流,瞰万井之耕桑,浩烟海之眯目,恍尘宇之多乡。”正是这样一座山清水秀的山峦,在南宋末年成为了宋蒙反复争夺的战场,血雨腥风中,埋葬了双方无数将士的生命,因而被形象地称为“绞肉机”。

  事情还要从蒙古开始南下攻打南宋说起。尽管宋军在收复“三京”的战斗中大败于蒙军,但蒙古对南宋的最初作战并不顺利,主要是蒙古骑兵长于陆地野战而短于水战,而长江中下游地区河流众多,蒙古军难以发挥骑兵优势。加上当时南宋最优秀最杰出的将领如孟珙、赵葵、杜杲等人,均在这一地区主持防御,蒙古军多次进攻,均被击退。经过反复考虑,蒙古大汗窝阔台最后决定对南宋采取迂回包抄的策略,先进攻远离南宋政治中心的四川,然后顺长江顺流东下,直捣临安(今浙江杭州),灭亡南宋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四川在宋蒙战争中首先沦为战区。

  端平二年(1235年),蒙古大将阔端(窝阔台次子)率军进取四川,控制了秦巩地区。次年,对川蜀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,从大散关南下,破武仙关(今陕西汉中北)、占领兴元(今汉中),企图沿金牛道进入四川。宋四川制帅赵彦呐调蜀边精锐曹友闻军到大安(今陕西宁强)堵截蒙军。曹友闻认为大安无险可守,引兵上鸡冠隘(今陕西勉县西南),决定以蒙军入蜀必经的咽喉阳平关为战场,与蒙军决战。九月,蒙军万余人抵阳平关,达海率千人前来搏战,曹友闻从蒙军后方攻击,关内宋军也乘机出堡,夹击蒙军。蒙古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部在大安击败宋军后,与达海合兵,蒙军力量大增,夹击隘堡,宋军不能支。宋军主帅赵彦呐忌曹友闻忠勇,竟不派兵救援。曹友闻战死在阳平关下,全军覆没。曹友闻兵败身死后,宋军纷纷内逃,蜀门洞开,蒙军由此打开了入蜀大门,得以长驱而入。十月,蒙军攻占利州(今四川广元),取剑门关,兵分数路向成都挺进。十月下旬,攻克成都。不久,阔端率主力北还,只留少部分人马抄掠蜀境。四川府州残破十之七八,仅夔州一路及泸州、果州、合州(钓鱼城)数州幸免。次年,蒙军全部退出蜀境,宋军渐次收复诸州。

  开辟了四川战场后,蒙古大汗窝阔台决意再进攻吐蕃,为蒙军东进四川建取一块基地,这也是他迂回包抄南宋策略的一部分。这一策略十分高明。当时的吐蕃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,教派众多,没有统一的首领,相对而言,以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智达最有影响力。南宋嘉熙四年(1240年),蒙古大将阔端率军进入吐蕃地区,开始了蒙古经营吐蕃之策略。后来因为蒙古大汗窝阔台意外病死,蒙古军才撤离了这一地区。四年后,阔端卷土重来,给萨斯迦班智达写信,邀请他前往凉州。萨斯迦班智达遂代表吐蕃,在凉州与阔瑞达成协议:吐蕃愿意接受蒙古统治,同时,蒙古尊重并保持吐蕃各教派首领的权利。在萨斯迦派的带动下,吐蕃诸部大多归附蒙古,蒙古最终通过萨斯迦班智达确立了对吐蕃的领导权。从此,吐蕃开始归属蒙古。后来,忽必烈奉命出征大理国,途中曾在六盘山(今甘肃固原县东南)驻军,萨斯迦班智达特意派侄子八思巴赶来拜见,八思巴以精通佛法讨得了忽必烈的喜欢。后来他登上大汗宝座后,立即封八思巴为“国师”,赐玉印(玉印在当时为职权的象征),负责统领天下释教。至今,西藏日喀则德钦颇章宫还保存有八思巴拜见忽必烈的壁画,成为这一段历史的生动记录。

  蒙古自大汗窝阔台死后,内部陷入汗位之争,无暇全力南顾,暂时放松了对南宋的进攻,南宋因此有了喘息的机会。由于吐蕃归附蒙古,立即凸显了四川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。尤其宋蒙在四川争战多年,蒙古势力早已经进入四川,蜀道天险也沦入了蒙军之手,南宋朝廷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四川重新部署防御,以固守长江上游、屏蔽下游,扭转了自蒙宋开战以来的颓势。当时南宋声望最隆的名将当属孟珙,在荆襄(今湖北襄樊一带)和四川战区的抗蒙战争中,成果卓著。然而,宋理宗当时需要孟珙主持荆襄战区防务,经过慎重考虑,宋理宗破格提拔了余玠。余玠被任命为兵部侍郎、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,入蜀主持工作。

  余玠,字义夫,号樵隐,蕲州(今湖北蕲春南)人,幼时家贫,先后就读于沧浪书院、白鹿书院。后来因斗殴杀死卖茶翁,无处容身,便干脆投笔从戎,投奔到名将赵葵(时任淮东制置使)麾下,作词毛遂自荐,担任幕僚,后因功累累擢升,成长为一代名将。由于在两淮战区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,余玠得到了宋理宗的接见。当时,余玠很慷慨地说:“事无大小,须是务实。”宋理宗由此对他刮目相看,并寄予厚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