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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江山——金戈铁马下的海市蜃楼

本书分为《金瓯缺》、《偏安恨》上下两编,共四章,以历史人物和核心线索,分别讲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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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4章 龙虎散,风云灭——宋与元(8)
发布时间:2019-08-12        浏览次数:0        返回列表
其中,四川地形复杂,加上有余玠苦心经营的山城防御体系,充分利用了山地的天时与地利,导致蒙古军很长时间内都未能在四川打开局面。在两淮战场,淮东一带河网发达、水系众多,不利于蒙古骑兵驰骋作战;淮西据有淮水天险,又是距京师临安最近的防线,南宋在此屯有重兵,与淮东互相呼应。因此,与四川战区一样,蒙古军急切之间难以在江淮战区有大的进展。

  相比于四川、两淮,荆襄战区的防守则相对弱了许多,可以说是南宋“三边”防御体系中的软肋。实际上,荆襄战区由于“据上游之势”,在军事意义上已经超过了两淮战区。正所谓“有江汉而无淮泗,国必弱,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,国必危”,淮泗丢失,国家有弱的趋势,而江汉丢了,则国家必危,由此可见荆襄防线的重要性。而一方重镇的襄阳则是整条荆襄防线上的蛇头,为重中之重。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曾在其名著《读史方舆纪要》指出:“以天下言之,则重在襄阳;以东南言之,则重在武昌;以湖广言之,则重在荆州。”可见襄阳的重大意义已经完全超出了局部地域性,具备了全局性。后来蒙古攻灭南宋,也正是因为撕开了襄阳的口子。

  战争开始之初,荆襄地区尚有河南地区作为屏障,就是说,蒙古要进攻荆襄,必须先闯过河南。只是当时防守这两大地区的主力并非嫡系宋军,而是金国灭亡后由金降兵组成的“北军”。而南宋朝廷对这些金降将从来就没有完全信任过。比如金降将赵祥原本戍守襄阳,赵范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后,不但克扣军饷,还一度打算坑杀赵祥部,后因人劝阻才作罢。赵范仍然不能放心,将赵祥调往最前线的邓州(今河南邓县),还派了两名心腹骆铃、呼延实到军中监视赵祥。呼延实与赵祥有很深矛盾,从来也没将他放在眼中,还不断利用监军的身份压挤赵祥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赵祥自然心怀不满。

  正因为南宋朝廷对金降将的防范心理太过一目了然,才格外令北军将领心寒齿冷,很难说得上对南宋朝廷忠心耿耿了。前面曾经提到汪德臣之父汪世显原为金国大臣,金国灭亡后,继续奉金为正朔,据地自守,一直不肯向蒙古投降。当时汪世显据有巩昌,号称“秦巩之豪”,是金国残余势力中最为强大的一支,而且秦巩一线刚好是四川的屏障。他与蒙古有灭国之恨,有意投降南宋,曾多次向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表示愿意归附,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行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看到南宋朝廷对金降将的猜忌,多有顾忌,最终还是投降了蒙古,不但将秦巩一线拱手送给了蒙古,使四川完全暴露下蒙古铁蹄之下,还与蒙古联兵,转而对付南宋。

  唐州(今河南唐河)北军主将郭胜的情形也与赵祥大致类似。郭胜与知州杨□素来不和,杨□便乘面见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的机会,告发郭胜有异志。赵范不但不调停,反而召郭胜到襄阳。郭胜不是傻子,从此真的开始有异心。不久,赵范下令以襄阳簿厅置勘院,准备审问郭胜。刚好赵范幕客蒋应符前往唐州,将这些事情告诉了郭胜。郭胜十分愤怒,立即点齐本部人马,趁杨□不备,将其射死在凉轿中,并就此出城投降了蒙古。当时京湖制置副使全子才正在唐州戍守,当蒙古军逼近唐州时,竟然趁夜色率先逃跑,导致宋军不战而溃,唐州陷落,屯积在城内的大批物资均落入蒙古军之手。

  蒙古军乘机南下,邓州首当其冲。守卫邓州的北军主将赵祥早已对南宋心怀不满,于是擒拿了监视他的呼延实,投降了蒙古。此后,均州范用吉、德安尚全等北军将领纷纷叛附蒙古。唐州与邓州是襄阳的外围阵地,两州失守后,襄阳就完全暴露在最前沿。这样,由于南宋朝廷和宋军主帅处理不当,导致北军将领大批叛逃,轻而易举地为蒙军进攻襄阳打开了大门。

  当时荆襄战区宋军最高统帅为赵范,就是在联蒙灭金后力主收复“三京”的人,应该对宋军的溃败负责,因为他父亲赵方担任过京湖制置使,在襄阳威望很高,当时赵方已死,南宋朝廷却还想利用老将的名头,于是任命赵范为京湖安抚制置使。赵范与弟弟赵葵均有所谓的名将之名,只是赵范徒有其表而已,到了襄阳后,不思进取,成天只顾花天酒地地享乐,引起荆襄宋军官兵的普遍不满。

  河南不战而下后,蒙古军随即以主力进攻重镇枣阳(今湖北枣阳),宋将樊文彬率部死战。赵范在襄阳城中饮酒作乐,不派兵救援。到十月底,因没有外援,枣阳最终城破,樊文彬自杀。蒙古军随后移兵,大举进攻襄阳。

  再来看襄阳对整个中原战局的影响。襄阳是重镇鄂州的屏障,襄阳失守,鄂州必失。而鄂州位于长江中游,一旦不守,南宋的千里防线就从这里断开,首尾不能相顾:往西,南宋朝廷与四川的联系被切断;往东,则有顺江之势;往南,使得南面的湖湘门户洞开。正因为如此,襄阳才凸现出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。元人刘一清评论襄阳时说:“襄者,东南之脊,无襄则不可立国。吕祉常谓得襄阳则可以通蜀汉而缀关辅;失襄阳则江表之业可忧者,正此也。”(《钱塘遗事·卷六·襄阳受围》)这话实际上是说,襄阳在,则南宋在;襄阳失,则南宋亡。事实也确实如此。

  正因为关系全局,自岳飞以来经过百年经营,襄阳已经城池坚固,屯有重兵,蒙古军一时无法攻进,于是只留下少量兵力牵制襄阳宋军主力,集中力量进攻随州(今湖北随州市)、郢州(今湖北钟祥)。

  随州被蒙古军围攻多日,渐渐不能支持。在最紧要的关头,宋将高世英带兵赶来支援,冲破了蒙古军的包围圈,进入随州城中。在入城时,高世英身中蒙军数箭,不久便伤重而死。但拼死而至的援军却给了守城宋军莫大的鼓舞,尤其是高世英的死极大地激发了宋军的斗志,随州终于顶住了蒙古军的进攻,巍然屹立。

  郢州是江汉之间的重镇,滨临汉水,城池坚固,驻有重兵。又因为是南宋的水军基地,战舰密布。蒙古军屡次进攻,却始终不能得手。蒙军主将塔思(木华黎之孙)想来想去,最后决定用水陆夹击的方法攻城。他先派出五百名死士,乘坐简易木筏攻城,目的在于吸引宋军水军的吸引力。他本人则亲率主力骑兵,沿江边仰射射箭攻城。这一战中,具备绝对优势的南宋水军竟然大败,但攻城的蒙古军却没有任何作为。塔思见郢州城池坚固,料到城破绝非一日之功,加上襄阳未下,又担心襄阳宋军出击,抄了他的后路,因而就此退军,沿途抢掠大量人口、牛马后北还。

  转眼到了端平三年(1236年),蒙古军开始围攻宋军重镇江陵。宋军顽强抵抗,江陵统制李复明战死,但蒙军也没能攻下江陵。而作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襄阳府的赵范却坐镇襄阳城中,对蒙古军进攻毫不在意,朝夕酣狎,饮酒作乐。听说蒙古派奸细混入了襄阳城中后,赵范下令关闭襄阳四门,抓捕奸细和投拜人(汉奸),弄得襄阳城中人心惶惶。蒙军主帅阔出随即集中力量进攻襄阳。等蒙古军包围了襄阳城,由于赵范为捉拿奸细闭城已久,襄阳城中没有柴草粮食积备,一时物价飞涨,而赵范不以为意,仍旧与众将饮酒作欢。

  南宋朝廷听说襄阳被围,心急如焚,急调魏了翁督师江淮、京湖军马,并从下游调集大量兵力增援襄阳。蒙古军针锋相对,也大量增兵,加强攻势,对襄阳志在必得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,南宋援军还没有到达襄阳,襄阳城内的宋军却因为内讧,自己为蒙古军打开了大门。

  当时,原驻守镇江的都统李虎奉命率领“无敌军”(南军)赶到襄阳支援,原来驻守襄阳的王旻率领的“克敌军”(北军)开始有些不安。这种不安并非由于其他原因,而是源自前面所提到过的南宋朝廷一直以来对北军的猜忌和不信任,而主帅赵范的所作所为反而加剧了这种不自安。

  二月初五,李虎无敌军到达襄阳城外,赵范有意将王旻调开回避,亲自出城迎接李虎。李虎当时慷慨激昂,说:“不因你瞒番人在此,如何我瞒四千里路来。”(《齐东野语·卷五》)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克敌立功。二月十四日,王旻回到襄阳,赵范又派他去守郢州。王旻十分愤慨,坚决不肯离开襄阳。二月十六日,赵范又大肆犒赏李虎的无敌军,克敌军疑心更重,流言四起。就连襄阳百姓也感到有事要发生,人心惶惶,赵范却不以为然。二月二十一日半夜三鼓时分,克敌军在襄阳城中四处放火,并持刀枪打算抢入制府辕门,被辕门守军射杀二人后,才一哄而散。克敌军点燃的大火整整燃烧了两天,才被彻底扑灭。

  赵范十分恼怒,召王旻到南门城上问话。王旻刚刚到来,一旁的李虎说:“好斩。”话音未落,一旁有人抢上将王旻的头斩落。赵范随即下令:“凡背心有红月号者,皆斩。”背心的红月号是克敌军的标志,他这话实际上下令斩杀克敌军。襄阳城中顿时一片混乱,无敌军开始剿杀克敌军,克敌军是地头蛇,自然不甘心坐以待毙,双方火拼中,误杀错杀的占了多数。局面越来越混乱,最后连赵范也无法控制,干脆率李虎等人从西门逃出襄阳,直奔荆门。慌乱中连制司大印也丢失了,幸好后来被一个军校捡到,追到荆门献给赵范,赵范因此升他做统领以示奖赏。

  赵范逃走后,襄阳忠卫军(北军)主将李伯渊焚毁城郭仓库,开城投降了蒙古,襄阳城中官民、钱粮、器械尽为蒙古所得。自岳飞收复襄阳以来,南宋苦心经营一百多年,城中官民有四万七千户,库中所贮财粟不下三十万,还包括二十四个兵器库的武器装备,以及京湖制置司衙门的金银盐钞等,全部落入蒙古军手里。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“自岳武穆收复,凡一百三十年,生聚繁庶,不减昔日。城池高深,甲于西陲。一旦灰烬,祸至惨也”。不仅如此,蒙古军还拆毁了襄阳的城防,放火焚毁了襄阳城,将襄阳城的居民全部强行迁移到蒙古统治下的洛阳地区,襄阳城被扫荡得精光。自此,宋京湖制置司衙门不得不重新移到江陵。赵范因坐失襄阳,被削官三秩。

  襄阳失守意义重大,一方重镇,未经战斗,即为蒙古所有,此事在荆襄乃至整个宋廷造成极大的震动。汉水流域的其他城市失去屏障,难以坚守。自襄阳陷入蒙古军之手后,随州、郢州、荆门(今湖北荆门)的宋军守将均弃城逃跑,只有复州(今湖北天门)守将施子仁力守战死。这样,江陵北面的京西南路九郡——均州、房州、随州、德安(今湖北安陆)、郢州、荆门、信阳(今河南信阳)、光化(今湖北老河口西北)等——尽陷于蒙古军之手。

  为了进一步突破南宋的峡州—江陵—复州防线,蒙古军兵分二路,一路攻复州,进逼汉阳;一路攻枝江(今湖北枝江),进逼江陵。情形十分危急。

  眼见宋军屡遭挫败,荆襄地区局面日益不利,南宋朝廷在鄂州紧急设置沿江制置副司,并起用史嵩之为沿江制置副使,负责处理荆襄战务。史嵩之曾经在襄阳主持屯田积粮多年,但却因为是臭名昭著的权臣史弥远的侄子,又历来主张议和,因此名声很差。尤其之前全子才、赵葵“端平入洛”时,他曾不顾大局,拖延粮草运输,牵制前方将帅,对北伐短时间内迅速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宋理宗坚持派这样一个人到前线督战,显然已经抱了一心想达成和议、以求苟安的想法。

  而史嵩之本人一上台,就开始打击之前与他不合的主战派将领。譬如淮西制置使杜杲曾经上奏指出和谈是蒙军的诡计,史嵩之便指使台谏弹劾杜杲,导致这位战功显赫的名将被罢去兵权。杜杲受此打击后,从此专意理学,无意仕途,终老田园。而淮东制置使赵葵素来与史嵩之不合,看到杜杲的下场后,也以母丧为由辞官归里。

  杜杲,字子昕,邵武(今属福建)人,是南宋著名文武双全的将才。杜杲父亲杜颖官至江西提点刑狱,他由荫补入仕。宋宁宗嘉定十二年(1219年),金军围攻滁州(今安徽滁州市),杜杲率军前往救援,激战中面部被射中二箭,但他临危不乱,依旧沉着指挥战斗,击退了金军的进攻,从此展露出出众的军事才华。端平元年(1234年),南宋北伐,打算收复“三京”(开封、洛阳、商丘),时任淮西转运判官的杜杲说:“江淮灾荒连年,移南实北,腹心之地反为可虑了。”上书反对出兵,但宋理宗不听,三个月后北伐失败,蒙古大举入侵,果然应验了杜杲的话。嘉熙元年(1237年),蒙古围攻重镇安丰军(今安徽寿县),驻守安丰军的杜杲与蒙古斗勇斗智,还发明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新式器械。在冷兵器时代,攻防武器十分重要,往往直接对战争的结局起决定性的作用,正如《墨子·七患》中所言:“兵者,国之爪也……备者,国之重也。”当时蒙古军用火炮(指发石机)攻城,威力很大,杜杲与儿子杜庶则将网用木头撑开,罩在城墙上,利用网的韧性和弹性来消除石头对城墙的冲击力。安丰城的城楼被火炮摧毁后,宋军失去了制高点,杜杲便创造了一种用木材搭建的简易木楼:木楼上方有岗亭,可以装兵卒,并开有箭窗,便于弓箭手射击;下面则装有轮子,方便快速移动;木楼被安置到护城壕沟后,再用横木将各个楼连接,立即变成了一道新的城墙防线;因为制作方便,杜杲一次就做了几百个,一旦有木楼被蒙古军火炮摧毁,立即换上新的木楼,非常灵活。安丰城外有宽阔的护城壕沟,蒙古军派人用木石去填平,杜杲便设计了一种平底船,专门来往于壕沟上,击杀蒙古兵。蒙古军一计不成,又组织了一批敢死队,每个人身批十余层牛皮做的厚甲,连面孔都罩住,向宋军发动攻击。由于箭射不透厚甲,杜杲便设计了一种小箭,再挑选了一批神射手,专门射蒙古敢死队的眼睛,由此击退了蒙古军的又一次进攻。据史料记载,杜杲父子还发明了鹅梨炮、三弓弩炮、排杈木等武器帮助守城,使得安丰在蒙古军日夜围攻下巍然不动三个月,是宋军在两淮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。杜杲因功升任淮西制置副使兼知庐州(今安徽合肥)。半年后,蒙古军再次大举进攻,号称有八十万蒙古大军包围了庐州,杜杲在之前的木楼上加设炮楼,与蒙古军对决,最终打退了蒙古军的进攻,安丰军和庐州两战是宋朝城市保卫战的成功战例,也使得杜杲从此步入名将行列,庐州战后,他因功升淮西制置使。杜杲的文章也写得很好,为文丽密清严,书法善行草急就章。

  当时,朝野之间批评史嵩之的声音不绝于耳。大臣李宗勉说:“如果一位主将,整天以和字放在心上,势必处处退却,不敢向前,亦将遭来祸患。”右司谏曹豳更是公然指责史嵩之是“以和误国”之辈。监察御史王遂也说:“史嵩之本不知兵,矜功自侈,谋身诡秘,欺君误国,留之襄阳一日,则有一日之忧。”

  就当不少人等着看史嵩之的笑话的时候,事情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这是因为史嵩之用对了一员猛将——孟珙。

  孟珙,字璞玉,祖籍绛州(今山西新绛)。他出生在将门世家,曾祖孟安、祖父孟林均为岳飞部将,随岳飞北伐时,在枣阳定居。父孟宗政曾任枣阳县令,因抗金有功,升京西路钤辖军职,驻守襄阳,并创建忠顺军。后累官荆鄂都统制仍兼知枣阳军、右武大夫、和州防御使、左武卫将军。孟珙自幼从父抗金,以功入官,逐渐成长为节制一方的大将。南宋联蒙灭金时,孟珙率所部宋军与蒙古军会攻金朝行都蔡州,联军攻下蔡州,金哀宗自焚,金末帝为乱军所杀,金国就此灭亡。孟珙以功升任建康府诸军都统制,又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。宋蒙开战后,孟珙为襄阳兼镇北军(即忠卫军)都统制,负责训练精锐之卒。他与史嵩之私交颇好,就在蒙古军进攻襄阳之前,他被召赴临安枢密院禀议,因而刚好错过了襄阳内讧。

  史嵩之虽然有心议和,但蒙古军来势汹汹,眼见江陵危在旦夕,江陵一失,他官署所在的鄂州也必然难保,便派孟珙前去救援江陵。孟珙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。此时,他的部下忠卫军也已经被李伯渊带领投降了蒙古,手下几乎没有什么兵力。但他侦察得知蒙古军正在枝江一带造船、准备渡江,于是带兵来到蒙古军对面的江岸,让士兵走来走去,不停地变易旗号,循环往来,迷惑蒙军。夜里就点明火炬,远远数十里,摆出一副宋军大军到来的假象,使得蒙军不敢渡江。而后孟珙亲自领兵出击,前后破蒙古军二十四寨,夺回被掳的军民两万多人。刚好此时,蒙古军主帅阔出病死军中,蒙军不得不退兵。孟珙由此解了江陵之围,扭转了长江中游战局不利的局面。

  嘉熙二年(1238年),蒙古军集中兵力进攻两淮,对荆襄战区的攻势渐趋停滞,南宋朝廷要求新任京湖制置使的孟珙乘机收复荆襄失地。孟珙认为要收复襄阳、樊城(今湖北襄樊),必须先取郢州,以打通粮道,然后再取荆门(今湖北荆门),才能制胜。他随后调兵遣将,陆续收复了郢州、荆门、樊城。原本已经投降蒙古的襄阳守将刘廷美见宋军各路相继收复失地,便决定反戈一击,暗中为内应,打开城门投降了宋军,南宋终于重新收复了襄阳。

  在收复襄阳后,孟珙认为:“襄樊为朝廷根本,应加经理。”便在襄阳设置重兵,重新建立军事重镇,大兴屯田,训练军伍,以息、蔡(今河南息县、汝南)降人创忠卫军;集襄、郢降人创先锋军;招淮民创宁武军;招回鹘壮士创飞鹘军;荆鄂都统制张顺招襄汉溃卒创忠义、虎翼等军。在孟珙主持荆襄防区期间,长江中游的防务得到明显改善,饱受战火洗劫的荆襄地区得到数年更生复苏的机会,襄阳也重新成为抗蒙重镇。

  十分可惜的是,与之前主持四川防务的余玠一样,成就斐然的孟珙也很快遭到了政敌的打击和排挤,这与他一贯与权相史嵩之关系密切有关。淳祐四年(1244年),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嵩之因父丧回家守丧,史嵩之自掌握军政大权后,大力排斥异己,朝中的正直大臣皆因与之不合被逐。史嵩之父丧后,宋理宗下诏免除守丧之期,重新召他回朝为官。不料朝中反史派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攻讦运动。临安太学生一百四十四人、武学生六十七人、宗学三十四人、京学生九十四人及部分官员相继上书,指责史嵩之不孝,并控告他“心术不正,行踪诡秘,力主和议,瓦解斗志,窃据宰位,处心积虑,居心叵测”,声明他与其叔叔史弥远一样专权误国。学生们还在太学张贴榜文宣称:“丞相(指史嵩之)朝入,诸生夕出。”以离开学校来抗争。就连史嵩之的侄子史□卿(史嵩之弟史时之之子)都站出来指责他席宠怙势,写信劝谏伯父辞去相位。史嵩之自知不为公论所容,只得上书请允许回籍守丧。宋理宗看到群情汹汹,也只好下令史嵩之除职予祠。

  史嵩之罢相后,杜范入拜右丞相。但杜范拜相后不到八十天,便暴毙而死。一个月后,受杜范提拔的工部侍郎徐元杰在阁中吃过午饭后,离奇中毒,指爪爆裂而死。宋理宗刚刚下诏将阁中承侍吏役逮交临安府审讯,户部侍郎刘汉弼又因为在阁中会餐,忽然得病身死。当时杜范、徐元杰、刘汉弼被称为“淳祐三贤”,杜范与史嵩之素来不合,是政治上的死对头,刘汉弼、徐元杰更是坚决上书要求罢免史嵩之之人。时人都怀疑三人死得不明不白,是被人谋害而死,以致群臣到阁堂会食时,竟然没有人敢动筷子。尤其离奇的是,史嵩之的侄子史□卿不久后也暴病而亡,开始让人怀疑这一系列事件是史嵩之策划的。有人说史嵩之知道杜范嗜书如命,就先将毒药涂在书上送给杜范,杜范得到书后日夜翻看,毒气进入体内,就此失明而死。

  尽管有议论种种,却始终没有史嵩之下毒的证据。他守丧期满后,宋理宗还念念不亡昔日史弥远扶持自己的恩德,打算再召史嵩之入朝执政,结果御史谏官前赴后继,坚决阻止。史嵩之从此致仕,直到死去,再也没有回到他所热爱的官场。

  史嵩之一倒,与他关系密切的孟珙处境立即变得艰难,开始受到排挤。孟珙有心无力,从淳祐六年(1246年)开始,五次申请辞职养病,但均未被允许。当时蒙古河南行省范周吉暗中联络孟珙,打算投降孟珙。孟珙向朝廷报告,准备受降,却不被批准。孟珙由此叹道:“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,今志不克伸矣。”一气之下发病而死,时年五十二岁。孟珙死后的第二年,他一手带大的心腹爱将王坚在钓鱼城下将蒙古大汗蒙哥击毙。

  这里特别要提一句,南宋一朝党争十分激烈,不同派系在防守问题上往往意见不一,尤其体现在将领的任命上。因此,南宋一朝,将领的升迁往往不能依据才干与战绩,而是依靠派系以及与朝中权臣的私人关系。如果将领在朝中有权臣支持,便可如鱼得水,即使作战失败也能逃过处分;反之,如果与当权者不合,就算功劳再大,也会遭谗毁罢官,比如之前功劳显赫的名将余玠、杜杲便是如此。孟珙因与史嵩之交好,一度拥有强大的后援,但史嵩之一倒,反史派上台,即使他功劳再大,也立即失势,处处受到制约。正因为如此,南宋将领为了保住权位,往往以金钱交结朝中权贵,因而导致南宋贿赂交结之风盛行。下面即将提到的襄阳主帅吕文德、吕文焕便是攀附权相贾似道,从而平步青云,一门公侯。南宋这种结党之风,具有极强的排他性,往往视私利重于国事,对宋造成不利影响。党派之争必然影响朝内政局,进而影响防守策略及将领人选,直接影响战争的结局。